“这就是沙漠吗？”我很吃惊。伊当湾村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，再往北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萨拉乌苏村。
毛乌素沙漠，中国四大沙漠之一，总面积4.22万平方公里。路遥30多年前在诗歌《今日毛乌素》中有一段描写：“塞外毛乌素，走石又飞沙。草籽下地不扎根，大雁飞来不安家；一堆黄沙一堆坟，劝君莫过红石峡……”
指着我们面前这一片延绵不断的乔木、灌木和草地，贺支书骄傲地说：“这里曾经都是明晃晃、白光光的荒沙梁。”而现在，成年的梭梭、柠条、花棒、红柳、沙拐枣等，在上面蓬勃而倔强地挺立着。
贺秉礼，四十来岁当选村党支部书记，干了快十年，还“挑”着村主任。农村人普遍显年纪，虽说才“知天命”没几年，他早已从老汉们口中的“小贺”，升级为后生们眼里的“老贺”。
看我一副半信半疑的表情，老贺话语间透出几分得意，“硬生生让我们整绿了”。这是电影《我和我的家乡》中的台词，因为影片的“回乡之路”单元在靖边县取过景，讲的又是治沙的故事，他叫儿子在网上订好票，难得进了趟影院。
电影很好看，老贺眼泪都还没来得及抹，却又笑出了声。不过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也没寻见县城火车站附近的沙漠公园——拍电影那几天村里可热闹哩，村里婆姨们天天抱着娃娃一搭里去看稀罕，见了他还不忘招呼一声，“走，上街串去！”
老贺问了人，才解下：后期加了特效，怪不得认不出。“一满那么点子沙，扭脸就看见楼房了，可不得‘穿帮’。”老贺现学现卖。
电影场景是假，但漫天黄沙黑压压盖顶的记忆，真真切切。小时候，也就是四十多年前，谁没喝过“黄毛风”，谁没有天天咽风吞沙？
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。”漫天肆虐的风沙像一只暴戾的巨兽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便怒气冲天，遮天盖地。一到腊八节就不敢出门，沙子打得人睁不开眼睛，迈不开步，脸上像鞭子抽。躲进屋，风沙却从土坯垒的后墙灌进来，瞬间成了土人。
老汉咧嘴苦唱：“风刮黄沙难睁眼，庄家苗苗出不全，黄沙压田又埋房，沙进人退走他乡。”
“日子熬煎咧，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曲儿”。“山曲儿”，就是信天游，用老贺的话说“土生土长土里料，土言土语土腔调”。确实，陕北信天游不乏忧伤的调子。但是，一唱起来，人就快活了。
嫁到沙区的女子却是无论如何也快活不起来：“坐在沙梁望娘家，咋就把我往这里嫁。抛一把黄沙抹一把泪，咋就叫我活受这个罪。”
“不治沙，沙子就会把我们活埋！”老贺的担忧不无道理——村道上的架子车时不时会陷进沙里，就连公路也常被细细的白沙掩埋，汽车憋足马力冲进去，就像掉进棉花堆里，只见摇晃不见前行。
伊当湾村向北只几十公里，毛乌素沙漠中，藏着著名的匈奴古都统万城。因其城墙雪白如骨，又称“白城子”。
史载公元407年，匈奴首领赫连勃勃自立夏王，呼剌剌扯大旗在“十六国”乱世逞起一方枭雄。后役工十万蒸土筑城，历时五年告竣，曰“朕方统一天下，君临万邦，可以统万为名”。
据载，统万城内军民多时达20万人，还有数百万牲畜。后世自然会疑虑，这一派荒漠瘠土怎养得了遍野牛羊、千军万马？从赫连勃勃“美哉斯阜，临广泽而带清流，吾行地多矣，未若斯之美”的描绘，不难推断，1600年前的这片大漠，确曾草茂水丰，滋养人畜。
千年以前繁华一时的都城究竟是如何消失的，史学家们至今还在研究。但我想，生态环境恶化无疑是统万城走向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气候变迁、战乱、过度放牧，历史资料中的这些字眼，老贺挺陌生，但故事的内容衍生了无数个版本，他再熟悉不过：据传到唐朝时毛乌素变成了一块小沙地，然后就像牛皮癣，见风就长，最终，昔日沃野千里的草原，被凶猛的“沙魔”一口口吞掉。
那时，猴娃娃们印象中的“沙魔”，其邪恶程度绝不亚于童话故事里的坏巫婆——它乘着风、打着滚，一夜之间便能翻一道沙梁，虎视眈眈地蛰伏在村子外围，无时无刻不在谋划入侵。
猴娃娃的父辈们首先受不了了：“宁可治沙累死，也不能叫沙漠欺负死！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他们正是气力旺盛的后生，当仁不让地挑起了封沙育林的担子。一群农民用手挖、用肩扛、用驴驮，自学扎林、剪枝，一个坑一个坑固沙，一铲子一铲子种树。
沙窝里栽树难，头一天栽好的树苗，第二天就被风吹得稀稀拉拉，东倒西歪。“先种上一溜一溜的沙蒿，把流沙基本固定下来，再在沙蒿带中间栽沙柳，一片一片延伸……”老贺说，拼着一股“憋死骡子挣死马”的劲头，人人都成了种树专家。
看到枯死的树干，没有人砍折捡拾。因为早立下了规矩：任何人不准动这里的一草一木。与其说“不准”，不如说“不舍得”。都知道寸草遮丈风，“留着挡风沙吧”。
那天，电影里的治沙场景，赚了老贺不少眼泪：背着树苗行走在大漠中长长的人群，队伍一个姿势一个动作，顶风、背苗、前行。时光压弯了脊背，风沙吹皱了面庞，年老的退下，年轻的顶上，岁月交叠……
是啊，这项跨越几十年的浩大工程，不是一个人、一代人就能干成的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，一茬茬好后生、好女子锲而不舍，年年栽、年年补，每一抹绿色都是一段故事。
1942年，惠中权任靖边县委书记。他面对沙进人退、民不聊生的严峻现实，组织全县人民引水拉沙，打坝淤地，植树造林。1943年，同志亲笔为靖边题词：“实事求是，不尚空谈”。此后，历届县委书记都牢记同志的教导，艰苦奋斗，造林不止。群众称他们为林业书记、治沙书记、生态书记。
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，群众造林积极性持续不衰，涌现出一大批治沙造林的典型。张炳贵、牛玉琴、石光银、郭成旺、李守林、漆建中、张应龙、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……这些治沙英雄的事迹，老贺全都听过，好些还见过本人，很多都跟他一样，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也是千万“治沙人”的一员。
“本村的先撂下，就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，治沙也出了大力。”话拉到一半，罗有录进来了，他当年是知青队副队长。
罗有录脸盘宽而黑，说线岁，记性却好得没话说，老贺专门帮我请来了这位“行走的村史”。“大队每年有种树指标，户户都出人。1974年，县上派人下来，成立治沙指挥部，组织知青队几十号人打沙障、种网框林，春季种一茬，秋季再补一茬，一口一口‘吃掉’沙漠。”
我这才知道，村庄道路两旁高耸的杨树竟是知青种的，如仪仗队，一排排地把路延伸，煞是壮观。哪里是风障，简直是风景。
老贺给我讲了伊当湾的历史：这里原有高家滩、伊当湾和生地滩3个大队，1966年合并为伊当湾大队。伊当是一个蒙古老汉的名字，据说这一片最早就是伊当老汉的地盘。
最干旱的地方，地名偏偏用了水字，不是“滩”就是“湾”。大人给娃娃起名，也爱用“树”“林”，或者干脆叫“树林”。人们的愿望就是，娃娃能像沙窝里种下的树苗一样耐摔打、扛风沙，等沙里的树成了林，“树”“林”们便不用再过“吃一个窝头咽二两沙”的日子。
“这些年国家政策越来越好，政府鼓励农民承包荒滩地造林，也支持企业来投资治沙。”老贺总结，治沙从个人行为变成全民行动，从零敲碎打的小范围治理，变成了系统化大规模治理。
全民栽树，加上连年大规模的飞播造林，慢慢地，伊当湾的春天由黄变绿，人们关于沙漠的记忆越来越浅，就连雨水都多了起来。
“新闻上说，毛乌素沙漠快要消失了。”老贺激动不已，榆林市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.24%，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公里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！”
进入伊当湾村，漂亮的平房、精致的楼房散布，里面的陈设几乎和城里没什么两样。有种气味让村民感到踏实，那就是屋旁一个又一个羊圈——因为“封山禁牧，舍饲养羊”，如今很难看到放羊的情景。
和很多村子比起来，伊当湾确实没什么天然的优势。既不是旅游胜地，又不能靠资源吃饭，若想接受城市的产业辐射，伊当湾也办不到。它就是陕北一个普通的农业村。
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土地的可贵。在农村，“土地”是最近于人性的神，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，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。
尽管在数量上，伊当湾村每户拥有三十到五十亩不等的耕田，但净是些“荒沙赖梁”。四面不是荒滩，就是沙包，偶尔才有一些块状农田。一场风，农田便覆盖上一层沙，要耕田种地就得先清理流沙。
“旱地只能点些豆子、糜子、谷子，水地能种小麦和玉米。”殷海红，64岁，身板结实，皮肤黝黑，祖辈都是种庄稼的老把式。
可是，在风沙口里夺粮，任你手艺再精、管护再细，也要栽跟头：那玉米种子点到地里，秋后一看长得像个树棍，那个苗细啊，让人看着心疼。那玉米，像个胡萝卜，也就比种子多收一点点。
沙滩地几乎是所有庄稼的禁区。春天，风卷沙飞，天昏地暗，刚刚露土的庄稼苗被风吹得打转转；秋天，晨冷、午热、晚刮风，眼看吃到嘴边的粮食，一场大风过后，庄稼东倒西歪，成了光秆秆。
“那也得硬着头皮子种啊——不种吃甚？”殷海红猛吸一口烟，摁灭烟头，“庄稼一年种一季，收成连糊口都不够。”
那个年代，一到春天青黄不接，吃粮成大问题，婆姨们做饭恓惶得总是把红薯、南瓜等与粮食掺和在一起，磨面也用粗箩，生怕糟贱了东西，“早上菜晌午糠，晚上清汤照月亮”。
尤其冬上，家家户户肯定都有一个洋芋窖，洋芋成了冬天为数不多的新鲜菜。酸菜、干豆角、白萝卜干，跟洋芋熬一锅，糊弄一家老小的肚皮。
诗人薛保勤曾在伊当湾村插过队，在他笔下，那段总是饥肠辘辘的青春岁月平添了几许摇曳的诗意：
“总是忘不了/那盘堆满沙土的炕/笤帚一扫，黄尘飞扬/被褥一放，就是我们安歇的床……天天玉米面，顿顿红高粱/肚子抗议，夜半三更咕咕作响/对了，还有愈演愈烈地/盼着天天能有白面吃的念想/看似微不足道/当时却是比登天还难的奢望/哦，记得/一顿饭曾吃过馒头一斤六两/三个小伙曾饕餮半只羊/饥饿考验着胃肠/吃饱曾经就是理想……”
中国古人的造字智慧里，隐含着“水”与“沙”的辩证法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：“水少沙见”“沙，水中散石”“漠，北方流沙也”。在金文的字形里，“沙”的左边是水，右边的“少”象沙粒之形。沙，总是作为水的反面。
驮水是个力气活，一般都是男人干，家有半大小子的，长到毛驴高，就帮家里吆驴驮水了。
每每，天还没明，村庄便热闹起来了，人们就像赶集，套上驴车，拉着水桶、水箱，一路颠簸着，也有用扁担挑的，七拐八绕，爬坡下坎，风雨无阻。
“上世纪70年代初，全村9个生产队，平均一个队1眼井，最多的2眼，也有没井的，全队人吃水、饮牛饮羊、浇地，都靠它。”马金录，比贺支书小两岁，俩人搭班子好些年。
马金录还不到10岁，就开始跟着大人驮水。还好他家离井不算远，只一里多地。
每天下午，马金录把羊赶回去，便牵着小毛驴上井边排队打水，先吊两桶水让驴子喝畅快，再往家里驮三趟水。
人多的时候，光排队就得小半天。水桶叮叮当当地撞击着井壁，人们蹲在地头，眼巴巴地等。
人喝不饱，庄稼更渴。农民常年在浇地上绞尽脑汁，可连人畜饮水都困难，又哪来的水浇地？
别看伊当湾净是荒沙地，地下水却很丰沛，浅处三四米就能出水，深处也就十几米，且水质好，甜丝丝的。井打到20米，一小时能抽25方水，够浇一亩地。
一口井一万多元。最初，离得近的几家人合着打一口，慢慢地变成三家、两家，到后来几乎家家有井。
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全村水井已有上千眼。曾经的3万亩“荒沙赖梁”，全部变成了平平整整的水田。
豆子、糜子、谷子“老三样”，被喜水的小麦、玉米、洋芋取代，然后，又种上了经济效益更高的莲花白、大白菜、辣椒。
种植蔬菜，远比粮食作物紧俏，也更不能缺了水。一条条皮管子就像老龙吐水似的喷在菜地里，冲着、洗着、浇着、渗着，为的就是菜鲜嫩、水灵，卖个高价。
然而，蔬菜种植面积越来越大，地下水位却越来越低，井越打越深。显然，这千余眼二三十米深的浅水井已经不够用了。
两年之内，伊当湾村打了300眼上百米深的机井——按土地面积分配，两三户共用一眼井。打一口机井5万元，村里向镇上申请3万元项目配套资金，剩余的由几户人自筹。随后，伊当湾村又陆续建成5个水塔，每家每户通上了自来水。
村里的羊突然改变了饮食习惯，它们学会了吃辣——这也是迫于无奈，谁叫种下的大量辣椒卖不出去。
那一年，老贺还是村上的计生干部：“一把苗子补贴2毛钱，一亩地成本600元，政府补300元。镇上大力推，村上给干部们下了任务，每人至少要完成50亩指标。”
镇上提出“万亩万元田”目标，村上打出“给奥运会送辣椒”的口号。农民也按着头一年的辣椒行情算了一笔账：亩产8000—10000斤，每斤辣椒1—1.5元，每亩收入正好1万元左右。
于是，不等老贺动员，农民一下子种了上千亩。据说全县种了近万亩，大半都在伊当湾村所在的东坑镇。
这其中，就有马金录的6亩。马金录养过羊，开过半挂车，做过生意，当然，也种过地。赶上生意不好做，他2008年回了村。
6月初刚上市，就开始贱卖。刚开始还五毛一斤，才卖了几百斤，就跌到了两三毛钱，到后面，甚至政府给客商每收购1斤补贴两毛，也卖不出去了。行情一路下滑，马金录几乎血本无归。
最后卖了一半，倒了一半。“一开始人家还给称斤斤，后来不称了，一三轮车1000多斤，给200元。再后来掂袋袋，一袋子三四十斤，给一两块钱。根本包不住本，还不如烂在地里。”
政府从农行贷了款，4毛一斤收购了一批，打发镇干部到全国各地去推销。然而，始终是杯水车薪。
大量辣椒烂在地里、倒在路旁无人问津。别说往北京送，连村子都出不去。更是有媒体用“万亩万元田的幻灭”之类的字眼对东坑发展蔬菜产业的决策、前景表示质疑。
有农民赔得惨了，便想出一个狠招：把卖不出去的辣椒倒在镇政府大院里，赶羊去吃。照片不知让谁传到了网上，记者来了一拨又一拨，“羊吃辣椒”事件轰动一时。
媒体追根溯源，挖掘农产品“烂市”之痛背后的原因。有记者用脚碾了一下地上的羊粪，赫然发现，褐红色的羊粪中有大量未消化的辣椒皮和辣椒籽。
老贺关注了几乎所有的报道。原因有二：一是毕竟涉身其中，二是自己也赔了钱，想总结点经验教训。
这些文章，有直指政府“越位”的：“今年的辣椒明年的蒜，后年的西瓜地里烂”……
也有发表中肯意见的：“说到底，还是缺乏审慎的前期市场调研，以前这里种辣椒的不多，突然一下子种这么大面积，知不知道周围省市辣椒种植面积大小？种出来卖给谁？”
还有经验丰富的菜农现身说法：“辣椒腿短，运输半径小，不耐储藏。而且，靖边种的主要是鲜食辣子，半尺多长，肉厚，没有多少辣味，晒不成干辣椒。今年内蒙古种的也多，过剩了。”
“坏事也伴着好事！”老贺说，经过这么一遭，靖边县东坑镇在全国出了名，伊当湾村也跟着蹭了拨免费“宣传”——虽然是负面的，但效果几乎立竿见影：第二年，就有辣椒收购商来了。
一些嗅觉灵敏、眼光独到的商人，迅速发现了这个地处偏远的陕北村庄的优势：相比一年收种两季、甚至三季的地方，伊当湾村的大田蔬菜一年种一季，土地可以歇小半年，土壤肥力消耗小，农药和化肥残留相对少。此外，工业落后，工业污染也相对少。
“今年辣椒赔钱，那种的人自然就少了，明年肯定能卖上价。”一些人笃信蔬菜市场“大小年”交替，认为“风水”该转回来了。
“种地种菜，就跟赌博差不多，赌赢了，这一年就没白忙活，输了，只能认命。”……
选择“接着种辣椒”的占一大半，老贺算一个。“老话说‘不撵快中快，撵慢中慢’。我们不能光知道闷头种地，看到别人种甚自己就跟着种，卖的时候碰运气，这叫盲目‘跟风’，得提前动脑子，看种哪个胜算大，这才能种到别人头里去。”
在外打拼多年，走南闯北的马金录，以及被村里人公认为“脑子灵光”的罗安，也都种上了辣椒。
第二年，辣椒市场果然紧俏，一个多月就开始见利，大伙把头一年赔的钱都赚了回来。
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土地不会骗人。”罗安笑道。他跟老贺同岁，如今是村里数得上号的种菜大户，也是村监委会主任。
开始种菜之前，伊当湾村的主要作物是小麦，也种一些玉米、洋芋，但还是广种薄收，只够解决温饱。
“秋收测产，玉米亩产能到800斤，小麦上600斤，就都是顶天了。”罗安记得清楚，有时这边地里还没收完，那边地上的小麦都磨成面粉了。
伊当湾村的农民种过向日葵，发现一亩只卖几百元；也种过两年糖萝卜，是村上跟糖厂签订的订单合同，1斤1毛保回收，“秋后算账”利润不低，就是销路太窄，没人敢大面积种植；还有镇上推广种植的薄膜早洋芋，一亩地收入能过千元。
“首先要搞清楚气候适合种甚，我们这光照充足、昼夜温差大，一年有4个月左右的无霜期，种出来的蔬菜口感好、品质高。”罗安和我拉起村上的种菜史：最先种的是莲花白、大白菜，主要销往县城，给学校、政府的灶上送；后来一部分农民开始试种大田辣椒、芹菜，慢慢打开销路，外地客商来的多了，才开始大面积种植。
“再看哪些菜是大日月、哪些是小日月的，大日月庄稼产量高，小日月庄稼长得快，像青萝卜两个月就能长成。再比如洋芋，每个品种的生长周期不同，要算好种多少个品种，哪些先种、哪些后种，赶天冻时候才能都熟了。”罗安说，这些都不是“冒”的，必须把握住时节，科学规划。
第三年开春，罗安种了5个拱棚，2棚辣椒、3棚胡萝卜。他早就听说，拱棚比大田菜早成熟一个月，晚收一个月，能整整多收一茬。
正赶上东坑镇大面积推广拱棚蔬菜，一个棚4200元，农户自筹一半，政府奖补一半。罗安便贷款1万元尝试种拱棚菜，秋天下来还完贷款，还挣2万元。
“现在的国家政策，对老百姓是够点儿了。只要不是不过光景、光喝烧酒的‘半壳壳’，都能把钱挣下。”老贺的一个感受，“农民得到实在好处，村干部工作也好干，群众信任，国家号召甚东西，老百姓愿意支持，我们就一心生办法引着群众致富。”
老贺说，村上不仅请来技术员现场教，还组织农民出去，到山东寿光、河北围场、山西应县等地学，“寿光就去了不下10趟”。
有了政策、技术、资金，一棚新绿，从无到有，蓬勃不息。一个拱棚就是一块“万元田”。
没过几年，伊当湾村的3万亩土地，1.9万亩种上了蔬菜，还架起了连片气派的6000个钢架式拱棚。同时，辐射带动周边东胜、毛团、陆家山等村千余户菜农建起近2000座拱棚。
老贺这话不假，伊当湾村靠着蔬菜种植产业，产值达2.5亿元，客商遍布全国。地头摘下的新鲜蔬菜，当天就能进北京、武汉、西安等地的大市场，隔天，上了韩国、日本人的餐桌。
“今年收入怎么样，只看看蔬菜上市以来，路上还没来得及上牌的小汽车有多少，就全明白了。”老贺交了底，“保守估计，今年全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在3万元以上，一户轻轻松松十多万元。”
就连去年刚“摘帽”的贫困户殷文军家，10个拱棚，加32亩大田菜卖下来，也挣了二十多万元。
大家当然也心知肚明，“好年景”不是忽然从天而降的。除了农民自己精耕细作，更缺不了政府的政策引导、示范扶持。
作为村党支部书记，老贺考量的显然更长远——下一步，咋实现蔬菜产业转型升级？
目前，村庄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处于分散的、小规模的、以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状态，这样难以摸准市场行情，面对市场风险束手无策。
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之中，单个的农民根本没有任何力量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谈判或“博弈”，作为“弱者”的农民只有联合起来，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自身的利益。另一方面，“现代化”的农业也必然要求规模经营，这也是作为“个体”的农民所无法承担的。
“按我分析，将来还得走集体化道路。一人一点地，太过分散。集中种，成本降低，劳动力减少，大型农机工具也能够充分利用。”老贺侃侃而谈，俨然一个运筹帷幄的乡村政治家。
不知不觉，已到晌午。不知谁家的厨房里冒着香味儿，大概是刚煮的羊肉。以往，一家一年最多也就做那么两三次羊肉。而现在，早已是村里的家常便饭了。这香的炊烟飘出院子，在乡村的上空散开，氤氲了整个村子。拥抱“健康”依旧是智能穿戴设备行业的发展大方向。手机最快现场报码什么
